在当代艺术与科学日益交汇的背景下，生态艺术究竟是对技术权力的批判，还是与之构成了更为隐蔽的共谋？乔安娜教授在4月1日《生物艺术、生态与“慢科学”的伦理：来自拉丁美洲的视角》的讲座中，从拉丁美洲当代生态艺术的实践案例切入，对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讲座伊始，乔安娜教授援引了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对艺术与科学融合持怀疑的观点：若艺术仅仅是对科学理论的图解或借用其权威性，便难以真正贡献新知，反而可能沦为技术的装饰品，这一批评在生物艺术领域尤为尖锐。

以艺术家爱德华多·卡克（Eduardo Kac）的转基因作品《谜团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the Enigma）为例，艺术家将自身DNA插入矮牵牛花中，创造一种名为“埃杜尼亚”（Edunia）的新生命形式——经基因工程改造的花朵。埃杜尼亚仅在其红色的脉络中展现出艺术家的DNA。表面上看，这是对物种间混杂性的沉思，实则更凸显了人类对改造生命这种行为的技术能力。这种模棱两可性，正如学者N.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les)所言，“卡克对基因序列的介入是在挑战人类拥有支配权的观念，还是在强化这一观念？任何运用掌控者的工具来审视其权力体系的艺术实践，本身都存在这种模糊性。”乔治·格瑟特（George Gessert）认为生物艺术往往在挑战“人类中心主义”，它提醒我们：“非人类的生命形式并非单纯的原材料，而是无需依靠人类来获得认可或被改良的独立存在。”乔安娜·齐林斯卡（Joanna Zylinska)则警示，许多生物艺术项目中的“教育性”元素可能使艺术家不自觉地屈从于科学权威，沦为科学的“仆人”，而非平等的对话者。

当艺术局限于解释生物技术或呈现伦理问题时，此时艺术也沦为科学的附庸。正是在这一批判性背景下，讲座以拉丁美洲近年来的艺术-科学实践项目为例，探讨了基于以下三种主题的艺术项目：植物与微生物通讯、生物修复与“慢”机器人，以及科学与原住民文化。

乔安娜教授指出，这些项目并未将科学视为需要被图解的内容，也未止步于技术奇观的展示，而是试图将科学重新连接至那些在现代西方知识体系中长期被边缘化的知识领域。

讲座重点介绍了多个作品，如墨西哥艺术家团体“电生物群落”（Electrobiota Collective）创作的《根际调频》（Rhizosphere FM）、《帕查传输》（Pacha transmision）、伊万·亨里克斯（Ivan Henriques）的《尤雷马行动工厂》（Jurema Action Plant）以及“跨物种”艺术团体（Interspecifics Collective）的《推测性交流》（Speculative Communications）等。探讨在拉丁美洲的艺术与科学的实践中，艺术家的角色不再是科学的阐释者或批评者，而是扩展者与连接者；他们通过感官材料、概念重构与跨物种协作，将科学实践与生态修复、原住民认知、在地知识系统重新编织在一起。

例如，吉尔伯托·埃斯帕尔萨（Gilberto Esparza）的《游牧植物》（Plantas Nómadas）利用微生物燃料电池让植物（机器）自主移动，通过受污染的水转化为能源的自再生系统；亨里克斯的《共生机器》（Symbiotic Machine）则探索机器与微生物之间的能量交换；而生物机械团体（Bios Ex Machina）所参与的《无源/无种》展览，这场展览以关于转基因玉米的争论作为重要主题呈现，乔安娜教授认为对于转基因植物作品，结合其展览语境进行解读，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制衡生命仅由基因密码决定的单一认知。 

这些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采用了生物技术，更在于它们如何重构了技术与生命、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正如多米尼克·莱斯特尔（Dominique Lestel）所言：“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应操控活体生物，而在于谁被授权这样做，以及在何种民主控制的条件下。”这些项目涉及植物与微生物通讯、生物修复、慢机器人技术，以及科学与原住民文化的交汇。它们不再将科学视为中立或者是普遍的知识，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知识生态中。

因此乔安娜教授特别强调了当前科学公共权威所面临的危机，如伊莎贝尔·斯滕格斯（Isabelle Stengers）所指出的那样，科学与工业之间排他性的准共生关系，使得知识生产日益服务于企业竞争。这种背景也使得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呼吁我们应该重新调整思维方向：与其试图将科学从社会中脱离出来，不如将其与其他余部分紧密联系起来。以及斯滕格斯所倡导的“慢科学”理念和博阿文图拉·德索萨·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提出的“科学作为知识生态学的一个部分”，这些思想为艺术与科学如何更好的合作提供了理论支撑。

现场互动

讲座最后，佩吉教授指出，拉丁美洲的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生态艺术实践，为我们当下着眼全球重新思考科学权威和科学话语提供了重要参照。它们既未沉溺于技术批判的悲观，也未臣服于技术进步的乐观，而是在“慢科学”与“知识生态学”的伦理框架中，重新将科学置于社会、生态与文化的多重关系之中。对于处在不同地域语境的艺术实践者而言，这些实践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何为知识、谁参与了知识的创造过程，以及知识如何能被负责任地加以运用。